1.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那些事儿”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2017年12月26日)
珞珈山下，藏有20余万册线装古籍。这些泛黄的书页，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光，背后有哪些触动人心的故事?
近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相继出版，从不同角度讲述着“古籍那些事儿”。
折射百年学府发展史
“我们的古籍收藏仍然有限，但门类较为齐全，涵盖经史子集各部，也收藏了一些宋元刻之历代递修本、名人批校本，以及明清稿本，甚至孤本。”武大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介绍，此次出版的《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精选166种善本，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版式的善本，大体展示了馆藏古籍的精华。
武大图书馆古籍藏量在我省仅次于省图书馆。该馆现藏有古籍近19000种、20余万册(件)，其中善本古籍831种、14047册，普本古籍 17949种、189802册。尚有一些碑帖、舆图、名人字画、日记手稿等未列入统计。300余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66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这些古籍资源，伴随着武大百年校史，走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国立武汉大学初期的文献资源建设中，古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西迁时，线装书共装104箱转存至汉口英商怡和洋行，1940年被日本海军抢劫一空。武大西迁途中多次遭日军轰炸，图书文献损失惨重，另有6箱因受水渍而霉烂破损。抗战胜利迁回珞珈山办学后，图书馆清点劫余，文献总量损失近四成。到1947年4月，图书馆藏书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古籍约10万册，含善本5467册;12年后，扩大至152097册。
武大图书馆的一部分古籍，来自社会人士及武大教师的捐赠。几年前，该馆还收购了400余种、4000多册家谱。
古籍长期保存在樱顶老图书馆，至2011年新图书馆落成，它们全部搬迁到恒温恒湿的书库里。王新才说，该馆早在1990年便成立了古籍修复室，目前正在筹建古籍修复中心，加强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同时通过书影扫描、制作电子书、影印出版，开展再生性保护。
巧手补缀文化碎片
武大图书馆有3名女性古籍修复师“坐诊”，用巧手补缀文化碎片。她们告诉记者，修复古籍得格外耐心、细致，甚至走路都要放轻脚步，以免带起的风吹走碎片。
修复室里，摆放着纸浆补书机、冷光工作台、超声波清洗仪等现代化修复设备。对于需要修复的古籍，修复师会为它们进行“体检”，针对破损情况制定“治疗”方案，然后施展巧手加以医治，并记录在修复档案里。
丁丽萍从2004年开始从事古籍修复，缘于热爱，一干就是十来年。她说，听着柔和的音乐，静下心来，埋头修复古籍，时光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絮化、酸化、虫蛀、鼠啮、霉烂、粘连……看到一本本损毁的古籍在自己手里得以挽救，心里有种满足感。
有的古籍由于浸过水，板结得像一块砖，修复起来特别费功夫。丁丽萍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一块“书砖”已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两本修复过的《皇清经解续编》焕发着古籍特有的魅力，而它们出自同一函。
修复师们足足用了8个月，完成这两本古籍的修复。她们先用吸水纸和塑料袋将古籍包起来，隔水蒸，再用竹起子、针锥、镊子等一点点地将粘连的纸张揭开，常常一整天只能揭起一叶。随后，她们对揭下来的纸片进行“拼图”和修复。
最近，修复师陈卉和袁静都在修复馆藏家谱。“干这一行，一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二要慢工出细活。”去年当上修复师的袁静，从本科到硕士都是学的相关专业。她眼下正在修复咸丰年间的《王氏族谱》，这本家谱曾经被水浸过，粘连、发霉情况严重，一天顶多修复两叶。由于纸张已失去强度，她先用竹皮纸将缺损部分修补起来，再在书叶后面托上一层薄皮纸。她幽默地说：“皮纸薄而柔韧，可价格不便宜。这算得上是‘比较奢侈’的修法了。”
善本的意义在于“善人”“善心”
年代早或存世少的古籍，有着很高文物价值。武大图书馆所藏除了宋刻元明递修和元刻等几种时代较早的古籍外，还有很多稀见的本子，如明刻《筹海图编》十三卷为蓝印本，就已知的信息，海内外仅存5部，而该馆藏本中徐师曾序为其他藏本所无，实为孤本。光绪稿本《援韩野纪》六卷曾经袁克文收藏，卷前有著名学者王韬、柳诒徵、沈维贤、顾熏等人作序和题记，各家目录及近代史资料均未见著录。馆藏很多地方志也是海内外罕有收藏的稀见本。
该馆古籍部主任周荣是历史学院教授，他认为“学术资料性”是体现古籍价值的核心要素。他介绍，除了学术性，不少古籍还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如明嘉靖年间《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三十卷绘图著录了宋宣和殿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839件，所绘图形精美，且以黄绫敷面，卷内钤有明末潞王朱常汸藏书印，该书从内容到形式均充斥着艺术韵味。乾隆年间《飞鸿堂印谱》四十卷由3500多方名印钤盖而成，康熙年间《古文渊鉴》六十四卷为朱墨蓝黄四色套印本。一些源流不同的稿抄本，不仅有特定的文献价值，也展示了多彩的书法艺术。这些善本充分体现了馆藏古籍的艺术代表性。
近年，武大图书馆通过馆藏古籍精品书影展、新媒体等推介古籍资源，希望更多读者能体味其中的历史文化之美。
“如果执着于古籍数量或‘镇馆之宝’，武大或许与一些高校无法相比。”周荣颇有感触地说，珍视古籍、崇尚古风、弘扬文化，善本的意义在乎“善人”“善心”。读古书、交古人，让人获得知识、洗去浮躁、享受内心安宁。
2. 西南大学图书馆修复完成两国宝级唐宋珍本（《北京农学院图书馆》2017年1月21日）
华龙网1月12日15时30分讯 近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西南大学图书馆的两件国宝在山西省图书馆正式修复完成，为这项历时一年多的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画上了圆满句号。
《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记》 一部为《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记》，唐敦煌经卷残本，乌丝栏，行二十七字，钦有：“江津王氏晓传书斋藏”印，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赠送给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之珍贵文献。 一部为《文章正宗》，(南宋)真德秀撰，南宋莆田郡学刻本，蝴蝶装。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花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字数，下镌刻工姓名，刻工计有“仁口”、“振”、“清”、“张震”、“信”。原为二十四卷，我馆所藏仅存卷二十一之下半部。据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著录，《文章正宗》的宋本尚存两部残轶，其一存六卷(卷十五、十九至二十二、二十四)目录一卷，今藏台北;其一存四卷(卷四、十、十三、十五)，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两部珍本的修复工作从计划到实施完成，持续一年多。在2014年6月18日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落成开放之际，图书馆邀请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研究馆员来馆指导工作，视察相关古籍保护工作时，认为上述两部馆藏珍贵古籍亟待修复。 2015年初，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系，计划启动馆藏两部国宝的修复项目，但因藏品珍贵，图书馆遂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申请给予支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经过研究，决定委托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完成此项目。胡玉清在国家图书馆曾参与《永乐大典》《西域文献》等重要馆藏的修复工作，主要从事敦煌遗书修复，在近20年的工作中完成敦煌写经近千卷，具有丰富的修复经验。2015年6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程安排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和胡玉清老师一行专程赴图书馆商讨古籍修复事宜，与古籍特藏部的老师一起讨论了初步的修复方案。
观摩胡玉清老师修复古籍
2016年1月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所聘请胡玉清老师作为传习导师，带领山西省图书馆修复人员对山西省21件唐宋佛经进行修复。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沟通，决定把图书馆的两件国宝放在山西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所进行修复。 2016年11月14日，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协调，图书馆特藏部三名老师专程将两件国宝送至山西省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所进行修复工作并现场全程观摩学习。经认真讨论，秉承“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和“防止过度修复”的原则，尽可能保持原书原貌，确定了最终的修复方案。经过二十余天紧张工作，《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记》和《文章正宗》修复工作顺利完成。修复后的文献及定制的配套木盒日前已由图书馆两名老师专程取回并妥善入藏。
《文章正宗》修复前
《文章正宗》修复后
修复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通过对此次修复过程的观摩学习，图书馆特藏馆员了解了古籍修复的标准流程，如：修复前纸张测试、修复前后拍照记载等标准的流程;学习了胡玉清老师修复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如：选纸和染纸，只有对修复用纸不断试验染色方可得到和原书相似的颜色，以达到“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修复过程中规范的档案记载，如：拍照记载、采用什么修复技术进行详细档案记载，以备查阅;更为难得的是现场观摩学习了敦煌遗书及宋刻本藏品等珍贵古籍的国家级精湛修复技艺。 西南大学图书馆作为国务院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此次两件国宝的修复完成对于我校珍贵古籍文献保护及共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图书馆进一步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修复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建巨无霸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2017年2月11日）
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巨无霸图书馆(效果图)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在建的图书馆基础部分已完成灌浆工程。该图书馆由广西设计院按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标准设计，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先进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目前为全省单体面积最大的图书馆，致力打造先进时尚的图书馆。
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先进的设计风格和理念
图书馆基础部分已完成灌浆工程
工人们连续奋战在工地
图书馆基础部分已完成灌浆工程
该图书馆建成后，将以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标准，竭力为读者营造安静舒适的阅览读书氛围，成为广大师生的精神殿堂，让大学生们畅享美好的大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