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该怎样反思“罗尔事件”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年12月5日)
近日，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题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屏。文章作者罗尔发文为患白血病的女儿募捐，随后网友通过微信打赏捐款逾百万元，远超治疗所需费用。不过，很快有人爆料称，这是一起营销事件，反转的剧情再次出现。日前，相关方表示将会原路退回网友260余万微信赞赏资金。
公益募捐需转型
个体救助卷入骗捐漩涡，已非个案。两年前的广西杨六斤事件，就曾引发骗捐争议。事实上，与这类真实的求助案例相比，更恶劣的是网上屡见不鲜的诈捐事件。
类似的捐款争议事件频发，如果从社会公众角度看，确实在一次次地伤害人们的爱心，让很多人再也不敢相信网络求助信息。无论是杨六斤事件之后还是罗一笑事件之后，都有人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参与网络捐款了。
但是，这种想法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毕竟，骗捐只是小概率事件。个别事件虽然出现反转，但爱心不必反转。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的背景下，个人求助募款对于很多处于困境中的人，是较为有效的个体救济方式，也是公民互助的精神体现，值得肯定。但是，基于当前的这些失实失真案例，真正妥善和专业的做法应该是在募款之前和募款过程中，相关平台和社会组织全程介入和引导，避免善款流入难以求证、不易监管的个人账户。
罗一笑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公益捐赠还是要通过专业的公益组织来操作，从而实现善款的规范使用，让更多的受助者受益。或许很多人不相信公益组织，是因为担心郭美美事件再次出现，但如果用心了解就知道，近几年，已有很多可信任的公益组织迅速发展，专业程度、透明性等都完全值得信任。
这些备受公众关注的骗捐事件，对公益行业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全行业都应该努力倡导、推进个体求助募款向专业组织募捐、管理的公益规范化发展，建设更便利、更具公信力的公开募捐渠道和组织，让公众能放心地将善款交给专业公益机构，并积极参与善款监督，构建一个良性运行的公益生态。如此，对于受助人和捐赠人都是一种保护，也才能避免消耗和伤害社会爱心的事件一再发生。（作者张天潘，原载《新华每日电讯》，有删改）
罗尔事件带来的应是理性而不是冷漠
从满屏的感动到满屏的质疑，到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网络情绪反转也就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媒体采访到当事人，医院作出回应，官方有了声明，事实才渐渐清晰。孩子确实病重，不过孩子父亲的描述存在夸大，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严格来说，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情营销，我愿意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这是一个救女心切的父亲用力过猛的表现，他本应该客观描述，本应该拒绝营销元素。
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引发质疑后，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特别不想看到这一事件带来什么网络后遗症，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失去同情和爱心。罗尔事件带来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冷漠。
记得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守规则的人死了，不守规则的却活下来”这个坏议题坏逻辑。几条新闻中，确实能看到遵守规则的人死去了，而不守规则的却活下来了——正确的反思姿态应该是：你们看，那些不守规则的人在制造着多少罪恶和悲剧，牵连了多少无辜者。车祸跟“守规矩”没有关系，不是“守规矩”导致了死亡，而是别人的“不守规矩”。
还有，发生做好事却被讹诈事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议题：做好人却没好报，以后谁还敢做好人？——这显然也是一种坏逻辑。做好事被讹诈，应该去竭力还原真相，还好人以清白，去谴责无良的讹诈者，而不是反噬“做好人”这个不应受到质疑的命题。
低智商的善良，不如高智商的冷漠——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坏命题。是的，面对复杂的世事，我们需要判断力，爱心拒绝被消费，但不是让你对苦难无所作为、无动于衷，不是让你失去同情悲悯之心。罗尔事件中，应该批判的是说谎者，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人们单纯的善良。欺骗应受惩罚，不能因为欺骗就给自己的冷漠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善良的能力。（作者曹林，原载《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2. 激活中国艺术史 (《光明日报》2017年1月5日)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激活中国艺术史，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并非“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宽广的视域研究中国艺术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去年在北京召开，这是艺术史学史上起承转合的大手笔。全球艺术研究的目光开始重点关注中国艺术史。
首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那时，中国艺术史学已历经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张彦远撰写了《历代名画记》，还编有《法书要录》和《名画猎精》，其功厥伟。面对现代世界，这往昔的辉煌意味着什么？曾几何时，激活现代艺术史学的源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瓦萨里1550年完成《名人传》，因此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作为制度，欧美各大名校，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奠定培养一流人才通识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为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人从德文Bildende Kunst翻译了“美术”的概念。“日本画”将“书画”转为“绘画”，使书法和绘画分离。到1895年，“美术”出现在中文语汇中，在突出绘画对推进“实业”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在东亚艺术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概念遗传了达·芬奇《论绘画》以来关于书写命题的失语症，后果也不可低估。如从东亚的艺术家生存和艺术发展的社会体制看，日本的美术和书法分家，中国在1949年后“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各立门户，诸如此类，均可在“美术”的界说中发现其源头。
现代艺术史学史的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世界艺术史大会144年的发展，可以作为“激活中国艺术史”的参照之一，让我们考其得失，观其大略。
首先，世界艺术史的开合须从人文的高度，认识书画的智性功能。对此，曹意强教授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发掘中国画论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别强调超越“庐山中人”的局限。不仅谢赫、张彦远开了提升绘画地位的先声，而且“中国艺术史之父”关于“书画同源”的命题，包含“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义。《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一节，把图像和语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二元途径，做了整体把握。美国当代视觉艺术批评家W.J.T.米切尔的“图画理论”，考究文本图画（textual pictures）和图画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转换关系，正好表明“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继《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法书要录》自序中写道：“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岂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对书画艺术通史的整合，还寄希望于来者。
姜丹书1917年至1918年撰写的《美术史》是一个突破。这部中国最早的世界艺术通论，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正在发生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其中将先秦文字书写纳入雕刻传统，与近代金石运动互为表里，极具见地。此书成为潘天寿、丰子恺等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课本。黄宾虹1919年主编《时报·美术周刊》，也采用把“雕刻”作为“篆刻”同义词的思路。从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起，黄宾虹、丰子恺等回应德国表现主义，强调书写的主观意兴、激活书画艺术的历史资源。黄宾虹进而提出“大家画”的概念：“至于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器属大成，如大家画者，识见既高，品诣尤至，深阐笔墨之奥，创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之画而有之，故能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从唐朝诗、书、画“三绝”发展到明清诗、书、画、印“四绝”，到20世纪中期，“南黄（宾虹）北齐（白石）”，双峰并峙，矗立于现代艺术之林。
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激活中国艺术史，并非做“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重新认识张彦远，也不像国内外一些同仁所误解的，是要以《历代名画记》的体系来重建世界艺术史学，回到封闭的语境中，坐井观天。相反，在学科分工过于细琐的今天，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这里，我想到很多年前复旦大学友人所讲的一则轶事。为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门人蒋天枢教授奔走出力。一次，曾与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复旦同仁相逢，引出一通质疑，让他无语：“陈先生偌大学问，为什么去写一个17世纪的名妓柳如是？”撇开只重视帝王将相的正统史观不论，如果放在世界艺术史学的语境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会一清二楚。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成稿于与国外学术界几乎隔绝的1963年。80万字的巨著，是研究女性艺术家的经典，预见了10年后美国学者琳达·诺克林行将轰动艺术史界的难题：“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陈寅恪以超凡的学识和毅力，在双目失明的逆境中，与1100多年前张彦远文心相印，依仁游艺。“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由清代词人项莲生转引《历代名画记》的人生感悟，以为知言。笺证钱（谦益）柳（如是）因缘，看似“无益之事”，而诗文书画，却让撰写对象和撰写者的“有涯之生”得以升华。历史和艺术史，殊途同归。陈、张异代，一致百虑，融入王国维所憧憬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化境。
如此传奇，不正好展现出“激活中国艺术史”画面的无限可能性吗？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3. 苗绿：大学生择业的重要衡量指标——非物质因素 （《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16日）
观点提示：
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回报高的城市。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毕业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
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毕业数量预计达795万，即将超过800万，未来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目前大学生就业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多，对薪资、行业、职位、地理位置等看得比较重，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为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不惜放弃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提出新的衡量大学生就业城市的指标，即“城市非物质吸引力”。
截至2015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7个，其中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以后还会有更多。未来该如何吸引大学生到这些城市工作，这项指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的效用来自两种消费：一种是私有品消费，另外一种是公共品消费。衣、食、住、行都属于物质消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基础设施配套、国际化发展环境，以及个人成长机会、消费习惯等，属于非物质消费。这两个因素成为了今天大学生选择就业的投资组合。很显然，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回报高的城市，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毕业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大学生需要在这两种因素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一种平衡关系。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在147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6个就业热门城市，按顺序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天津、宁波、郑州、武汉、苏州、成都、青岛、重庆、西安。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北京、深圳和上海就业，每月愿意放弃的物质消费超过1000元，转而享受这三个城市为其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非物质回报。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广州、杭州、厦门、南京这些城市就业，愿意每月放弃100元至500元的物质回报。而排名靠后的天津、宁波等热门城市，则需要通过提高相应金额的物质回报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
可以说，目前一线城市依靠其城市发展的绝对优势，在非物质吸引力方面占据领先地位。随着一线城市人才政策的突破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的持续发展，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仍掌握更多主动权。但一线城市有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的迫切需求，加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条件苛刻，大学毕业生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准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正在悄然上升。核心城市过快发展，也会对区域内外的周边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造成一定挑战，需要区域统筹协调，合作发展，建立人才共享制度。
此外，部分准一线城市能力没有达到一线城市的标准，但却拥有了一线城市的毛病，比如房价攀升、交通不便、公共资源使用拥挤等，成为“非物质吸引力”在吸引大学生就业方面的减分项。准一线城市发展的快速，城市管理者需要提前对人才进行长远谋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大力度提升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这对人才吸引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就业大军是90后，在他们的就业选择中会更多看中一个地区的非物质因素。所以各个城市需要着力于打造自己的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交通时间、博物馆、文化享受等，并出台相关优惠就业政策，以聚集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