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会科学 13
  • 日期 : 2017-03-17    

    1. 该怎样反思罗尔事件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125)

    近日,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题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屏。文章作者罗尔发文为患白血病的女儿募捐,随后网友通过微信打赏捐款逾百万元,远超治疗所需费用。不过,很快有人爆料称,这是一起营销事件,反转的剧情再次出现。日前,相关方表示将会原路退回网友260余万微信赞赏资金。

    公益募捐需转型

      个体救助卷入骗捐漩涡,已非个案。两年前的广西杨六斤事件,就曾引发骗捐争议。事实上,与这类真实的求助案例相比,更恶劣的是网上屡见不鲜的诈捐事件。

      类似的捐款争议事件频发,如果从社会公众角度看,确实在一次次地伤害人们的爱心,让很多人再也不敢相信网络求助信息。无论是杨六斤事件之后还是罗一笑事件之后,都有人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参与网络捐款了。

      但是,这种想法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毕竟,骗捐只是小概率事件。个别事件虽然出现反转,但爱心不必反转。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的背景下,个人求助募款对于很多处于困境中的人,是较为有效的个体救济方式,也是公民互助的精神体现,值得肯定。但是,基于当前的这些失实失真案例,真正妥善和专业的做法应该是在募款之前和募款过程中,相关平台和社会组织全程介入和引导,避免善款流入难以求证、不易监管的个人账户。

      罗一笑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公益捐赠还是要通过专业的公益组织来操作,从而实现善款的规范使用,让更多的受助者受益。或许很多人不相信公益组织,是因为担心郭美美事件再次出现,但如果用心了解就知道,近几年,已有很多可信任的公益组织迅速发展,专业程度、透明性等都完全值得信任。

      这些备受公众关注的骗捐事件,对公益行业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全行业都应该努力倡导、推进个体求助募款向专业组织募捐、管理的公益规范化发展,建设更便利、更具公信力的公开募捐渠道和组织,让公众能放心地将善款交给专业公益机构,并积极参与善款监督,构建一个良性运行的公益生态。如此,对于受助人和捐赠人都是一种保护,也才能避免消耗和伤害社会爱心的事件一再发生。(作者张天潘,原载《新华每日电讯》,有删改)

    罗尔事件带来的应是理性而不是冷漠

      从满屏的感动到满屏的质疑,到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网络情绪反转也就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媒体采访到当事人,医院作出回应,官方有了声明,事实才渐渐清晰。孩子确实病重,不过孩子父亲的描述存在夸大,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严格来说,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情营销,我愿意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这是一个救女心切的父亲用力过猛的表现,他本应该客观描述,本应该拒绝营销元素。

      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引发质疑后,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特别不想看到这一事件带来什么网络后遗症,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失去同情和爱心。罗尔事件带来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冷漠。

      记得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守规则的人死了,不守规则的却活下来这个坏议题坏逻辑。几条新闻中,确实能看到遵守规则的人死去了,而不守规则的却活下来了——正确的反思姿态应该是:你们看,那些不守规则的人在制造着多少罪恶和悲剧,牵连了多少无辜者。车祸跟守规矩没有关系,不是守规矩导致了死亡,而是别人的不守规矩

      还有,发生做好事却被讹诈事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议题:做好人却没好报,以后谁还敢做好人?——这显然也是一种坏逻辑。做好事被讹诈,应该去竭力还原真相,还好人以清白,去谴责无良的讹诈者,而不是反噬做好人这个不应受到质疑的命题。

      低智商的善良,不如高智商的冷漠——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坏命题。是的,面对复杂的世事,我们需要判断力,爱心拒绝被消费,但不是让你对苦难无所作为、无动于衷,不是让你失去同情悲悯之心。罗尔事件中,应该批判的是说谎者,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人们单纯的善良。欺骗应受惩罚,不能因为欺骗就给自己的冷漠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善良的能力。(作者曹林,原载《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2. 激活中国艺术史    (《光明日报》201715)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激活中国艺术史,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并非“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宽广的视域研究中国艺术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去年在北京召开,这是艺术史学史上起承转合的大手笔。全球艺术研究的目光开始重点关注中国艺术史。

      首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那时,中国艺术史学已历经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张彦远撰写了《历代名画记》,还编有《法书要录》和《名画猎精》,其功厥伟。面对现代世界,这往昔的辉煌意味着什么?曾几何时,激活现代艺术史学的源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瓦萨里1550年完成《名人传》,因此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作为制度,欧美各大名校,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奠定培养一流人才通识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为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人从德文Bildende Kunst翻译了“美术”的概念。“日本画”将“书画”转为“绘画”,使书法和绘画分离。到1895年,“美术”出现在中文语汇中,在突出绘画对推进“实业”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在东亚艺术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概念遗传了达·芬奇《论绘画》以来关于书写命题的失语症,后果也不可低估。如从东亚的艺术家生存和艺术发展的社会体制看,日本的美术和书法分家,中国在1949年后“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各立门户,诸如此类,均可在“美术”的界说中发现其源头。

      现代艺术史学史的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世界艺术史大会144年的发展,可以作为“激活中国艺术史”的参照之一,让我们考其得失,观其大略。

      首先,世界艺术史的开合须从人文的高度,认识书画的智性功能。对此,曹意强教授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发掘中国画论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别强调超越“庐山中人”的局限。不仅谢赫、张彦远开了提升绘画地位的先声,而且“中国艺术史之父”关于“书画同源”的命题,包含“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义。《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一节,把图像和语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二元途径,做了整体把握。美国当代视觉艺术批评家W.J.T.米切尔的“图画理论”,考究文本图画(textual pictures)和图画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转换关系,正好表明“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继《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法书要录》自序中写道:“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岂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对书画艺术通史的整合,还寄希望于来者。

      姜丹书1917年至1918年撰写的《美术史》是一个突破。这部中国最早的世界艺术通论,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正在发生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其中将先秦文字书写纳入雕刻传统,与近代金石运动互为表里,极具见地。此书成为潘天寿、丰子恺等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课本。黄宾虹1919年主编《时报·美术周刊》,也采用把“雕刻”作为“篆刻”同义词的思路。从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起,黄宾虹、丰子恺等回应德国表现主义,强调书写的主观意兴、激活书画艺术的历史资源。黄宾虹进而提出“大家画”的概念:“至于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器属大成,如大家画者,识见既高,品诣尤至,深阐笔墨之奥,创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之画而有之,故能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从唐朝诗、书、画“三绝”发展到明清诗、书、画、印“四绝”,到20世纪中期,“南黄(宾虹)北齐(白石)”,双峰并峙,矗立于现代艺术之林。

      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激活中国艺术史,并非做“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重新认识张彦远,也不像国内外一些同仁所误解的,是要以《历代名画记》的体系来重建世界艺术史学,回到封闭的语境中,坐井观天。相反,在学科分工过于细琐的今天,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这里,我想到很多年前复旦大学友人所讲的一则轶事。为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门人蒋天枢教授奔走出力。一次,曾与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复旦同仁相逢,引出一通质疑,让他无语:“陈先生偌大学问,为什么去写一个17世纪的名妓柳如是?”撇开只重视帝王将相的正统史观不论,如果放在世界艺术史学的语境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会一清二楚。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成稿于与国外学术界几乎隔绝的1963年。80万字的巨著,是研究女性艺术家的经典,预见了10年后美国学者琳达·诺克林行将轰动艺术史界的难题:“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陈寅恪以超凡的学识和毅力,在双目失明的逆境中,与1100多年前张彦远文心相印,依仁游艺。“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由清代词人项莲生转引《历代名画记》的人生感悟,以为知言。笺证钱(谦益)柳(如是)因缘,看似“无益之事”,而诗文书画,却让撰写对象和撰写者的“有涯之生”得以升华。历史和艺术史,殊途同归。陈、张异代,一致百虑,融入王国维所憧憬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化境。

      如此传奇,不正好展现出“激活中国艺术史”画面的无限可能性吗?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3. 苗绿:大学生择业的重要衡量指标——非物质因素  (《中国教育报》2017216日)

    观点提示:

      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回报高的城市。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毕业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

      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毕业数量预计达795万,即将超过800万,未来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目前大学生就业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多,对薪资、行业、职位、地理位置等看得比较重,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为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不惜放弃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提出新的衡量大学生就业城市的指标,即“城市非物质吸引力”。

      截至2015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7个,其中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以后还会有更多。未来该如何吸引大学生到这些城市工作,这项指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的效用来自两种消费:一种是私有品消费,另外一种是公共品消费。衣、食、住、行都属于物质消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基础设施配套、国际化发展环境,以及个人成长机会、消费习惯等,属于非物质消费。这两个因素成为了今天大学生选择就业的投资组合。很显然,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回报高的城市,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毕业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大学生需要在这两种因素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一种平衡关系。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在147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6个就业热门城市,按顺序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天津、宁波、郑州、武汉、苏州、成都、青岛、重庆、西安。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北京、深圳和上海就业,每月愿意放弃的物质消费超过1000元,转而享受这三个城市为其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非物质回报。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广州、杭州、厦门、南京这些城市就业,愿意每月放弃100元至500元的物质回报。而排名靠后的天津、宁波等热门城市,则需要通过提高相应金额的物质回报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

      可以说,目前一线城市依靠其城市发展的绝对优势,在非物质吸引力方面占据领先地位。随着一线城市人才政策的突破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的持续发展,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仍掌握更多主动权。但一线城市有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的迫切需求,加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条件苛刻,大学毕业生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准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正在悄然上升。核心城市过快发展,也会对区域内外的周边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造成一定挑战,需要区域统筹协调,合作发展,建立人才共享制度。

      此外,部分准一线城市能力没有达到一线城市的标准,但却拥有了一线城市的毛病,比如房价攀升、交通不便、公共资源使用拥挤等,成为“非物质吸引力”在吸引大学生就业方面的减分项。准一线城市发展的快速,城市管理者需要提前对人才进行长远谋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大力度提升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这对人才吸引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就业大军是90后,在他们的就业选择中会更多看中一个地区的非物质因素。所以各个城市需要着力于打造自己的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交通时间、博物馆、文化享受等,并出台相关优惠就业政策,以聚集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