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应借鉴汲取的西方文化精神
    陶崇圣
     
        西方文化精神中有诸多独自特点,这些文化精神也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欠缺、应该借鉴汲取的。
        第一,在西方文化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的是积极向上、奋发外拓的超越精神。西方思想的发源地是古代希腊(公元前6世纪前后),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就指出“宇宙处于永无止息的运动变化之中”。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宇宙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生生不息”等一些命题,都是为人类指明了强化智慧、对永不停息的宇宙进行探索的道路。后来的苏格拉底进一步提出“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的命题,不能以“智者”自居,要在无穷无尽的宇宙面前永保虚心进取的态度。至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人的天性就是求知”,这在西方思想史、文化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许多学者、思想家就是以追求“智慧”或“真理”为己任,不图名利,献身无悔。后来人们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为学问而学问”的提法,也就是对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的发挥。
        第二,是重视量化的理性活动精神,西方人在思维活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注重对事物数的定量分析,这不同于中国人的注重对事物质的定性分析。西方人传统思维特点多是运用单项式概念,内涵和外延严谨明确,因而清晰精确。而中国传统思维则多使用多项式概念,内涵广泛,外延亦不太确定。西方的思维特点,比较倾向理性直觉,即认识主体对客体事物进行某种程度的理性思考,实现逻辑跳跃,直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思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对客观事物的定量分析和整体认识较为模糊,这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不甚讲究科学性的认识。
        第三,是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西方民族有着重视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传统,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后,社会就明确崇尚政治民主,主体自由,人际竞争和独立思考了。当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上演讲辩论的风气特别盛行。曾有哲学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无论这个命题是指“个人”还是指“人类”,都是强调了人的尊严和意志。到了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更是批判了中世纪宗教统治,从人的理性出发,充分肯定人的地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倡导自由和幸福。以但丁为代表的文艺思想家们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主张,反对必须依靠上帝。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经过长期的演变,表现出相当多种的神秘主义和集权、专权倾向,从而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社会春秋战国时期还好些,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力主“大一统”;宋代理学为适应封建中央集权要求,提出“三纲五常”;清朝为加强思想政治统治大兴“文字狱”等等致使中国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追求个体自由平等的意识和权力都很差,逐渐形成了“因循守旧,含蓄内向”的心理性格特征。
        第四,是学术文化艺术上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发展精神。在古希腊时期,就宏扬学术上和文化艺术上的独立和创新精神。亚里士多德虽然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多年,但最后还是抛弃了柏拉图的理论,创建了自己强调事实和感性的新的哲学体系,并提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名言,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石。到了中世纪后叶,罗哲尔·培根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尊崇“前辈权威”,因为许多权威是以强权为基础形成的,不是真正靠理性推论出来的真理。到了十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又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进一步强调人要独立思考问题,甚至要怀疑一切,对什么事情都要打一个问号的精神。他是从人的理性的“思”出发,肯定个体的“我”的存在及“我思”对所有外部权威传统的审查鉴定。这些思想命题无疑是在西方学术史、文化艺术史的发展中一直遵循的宗旨。